解密莫高窟(二) 敦煌藏經洞(今稱「莫高窟第17窟」)是什麼性質?

 

    

解密莫高窟(二)

敦煌藏經洞(今稱「莫高窟第17窟」)是什麼性質?

               

                                                    敦煌藏經洞外觀舊貌

　　敦煌藏經洞的性質問題 , 歷來眾說紛紜 , 人們常以“石室寶藏”、“石室藏經”、“沙漠中的圖書館”、“中古時期的百科全書”等來形容和說明藏經洞出土的敦煌文書的性質。對此歷來前賢學者已有諸多論述，例如劉進寶、沙武田、榮新江等都對此問題作了綜述。 藏經洞的性質歸納為 5 種說法 : 1. 藏經洞是為避難對佛藏的臨時性處理場所 ; 2. 藏經洞是對佛教廢棄物的處理場所 ; 3. 藏經洞是敦煌其中的一所寺院———三界寺的收藏佛經 (包括古舊殘破佛經) 和供養佛教其他法物之處 ; 4. 藏經洞與佛教傳統的“石室藏經”有關 ; 5. 藏經洞是佛教徒供養佛教法物的地方 , 藏經洞寫本佛經是供養經。(據沙武田:《藏經洞的性質、封閉原因和時間研究綜述》)

    順便一提，三界寺遗址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前面,即敦煌莫高窟下寺。

    前兩種說法(即避難說和廢棄說)已較少學者接受，現集中論述後三種說法。這三種說法基本趨同 , 即都認為與佛教的藏經和供養法物有關 , 只是各人的知識背景、研究方向不同 , 故論述各有側重。

    敦煌藏經洞藏經的思想基礎是唐五代時期佛教普遍流行的“三寶崇拜”思想 , 藏經洞藏品是“三寶崇拜”思想的產物。

    佛教自東漢時傳入中國 , 為擴大對民眾的影響力 , 開始強調佛祖、僧人、佛經的作用 , 認為佛祖是佛教的創造者 , 僧人是佛法的弘揚者 , 佛經是佛法的承載者 , 併為神聖之物 , 從而在信佛大眾心目中形成了對“佛”、“僧”、“經”的崇拜 , 稱之為 “三寶崇拜”。出於對佛祖的崇拜 , 信眾們修寺建廟、開窟造龕、塑像描影 , 蔚然成為風潮。許多善男信女為此大肆施捨財物 , 有的甚至傾家蕩產也在所不惜。即使地遠人稀的沙州(敦煌地區的古名）竟也開窟千座 , 窟內塑像以及窟內所繪佛像、佛本生故事、佛傳故事、經變畫等, 這些充分說明無論在中原還是敦煌 , 對“佛法僧”的崇拜自魏晉至唐宋五代延綿不絶 , 並未受政權變更、戰亂災害、民族變遷等干擾 , 顯示了佛教思想強大而深遠的影響力。

    作為“三寶”之一的僧人 , 從魏晉到五代在敦煌一地都倍受尊崇。

    史載 , 北涼創立者沮渠蒙遜曾從西域延請高僧鳩莫羅什到涼州宣講佛法、開場譯經 , 封其為國師 , 對其言聽計從 , 甚至讓其參與軍國大事的決斷。　　　　　　

    統治西北的五涼無一例外都崇佛 , 在境內大力扶持佛教 , 廣修寺廟 , 皇帝親自聽法 , 參拜佛像 , 組織盛大法會 , 藉以凝聚境內各族人心 , 加強對臣民的思想控制。從敦煌一地來看 , 樂僔、法良以一介貧僧而能於荒涼僻野開窟造龕 , 其影響力可見一斑。到吐蕃統治初期 , 寺院已有 13 座 , 僧尼達 310 多人 ; 至末期 , 寺院增至 17 座 , 僧尼猛增至數千人。可以看出 , 當時僧人地位尊貴 , 待遇豐厚 , 許多文官武將都“舍官出家”。高僧大德摩訶衍曾被吐蕃贊普親自召見 , 在拉薩參與了漢僧與印度僧人關於禪的辯論。吐蕃和歸義軍時期許多高僧還擔任高級僧官 , 如教授、都教授、僧統、都僧統 , 僧官和僧人普遍參與民眾生活 , 舉行法會 , 為人誦經、發願、攘災等 , 儼然是思想界的權威和統治者。特別需要指出的是 , 吐蕃統治時期建立了寺戶制度 , 這保證了僧人的生活供給 ; 到歸義軍時 , 僧人同樣受到官府和民間百姓的優待。這種持續尊崇、優待僧人的現象 , 是中原內地所不曾有的。既使歷史上有名的“三武滅佛”活動都未波及敦煌。從五涼到吐蕃、歸義軍再到西夏 , 每一個統治敦煌的政權都不遺餘力地扶持佛教的發展 , 因此尊崇和優待“三寶”之一的僧人 , 也是敦煌地區的一貫傳統。

    “三寶”之一的佛經 , 在魏晉至宋、五代時期 , 中原地區的僧俗兩界一直十分重視。

    南北朝時各國統治者都爭相延請高僧大德 , 登壇說法 , 開場譯經。譯經的要求和程序十分嚴格 , 如必須經“三校”並署上校對者的名字後才算完成 , 以保準確無誤。宋代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之後 , 歷代王朝統治者或信佛的僧俗大眾都以能刻印一部《大正藏》為無量功德 , 為此不惜耗費巨資 , 這也被視為國家興盛或家業興旺的標誌。中原地區對佛經的尊崇尚且如此 , 尊崇佛教從未中斷的敦煌地區更不待言。小小 20 多平方米的 17 號窟所出土的 5 萬多件敦煌文書 , 大多數屬於佛教文書 , 最早的成書於前秦時期 , 最晚的成於公元 1002 年曹氏歸義軍晚期。敦煌寫經中帶有寺院標記 (包括藏書印、寺名縮寫等) 的寫本 , 無疑以三界寺的最多。斯坦因推測藏經洞文獻的主要來源就是三界寺藏收室的藏書。遲至公元 1002 年 , 沙州官府和當地民眾仍在抄寫捲軸式佛經 , 既使到莫高窟衰敗的清末時期 , 仍有人僱人寫經 , 供奉於莫高窟前的破廟前。這說明在敦煌對“三寶”之一――佛經的“崇拜” 也是自佛教傳入後就延綿不絶 , 直至近現代仍有傳承。

    由於“三寶崇拜”尤其是佛經崇拜思想深深紮根於敦煌 , 才使得藏經出土前的 600 多年來 , 敦煌僧俗將佛經 , 無論新經還是舊經 , 無論捲軸裝、蝴蝶裝還是梵葉裝 , 無論大藏經還是疑偽經 , 都視為神聖之物 , 崇敬地供奉起來 , 才為後世遺存下來數量寵大的晉唐時期宗教和世俗文獻。倘若沒有“三寶崇拜”思想以及敦煌地區保持這種思想的連續性 , 可能敦煌文書也會像中原地區當時的寫本一樣 , 在頻繁的政權更疊、宗教變動之中 , 遭到損毀丟棄。有學者提出 , 藏經洞藏經是出於末世滅法思想的氛圍之下的一種護法行為。與“末世滅法” 說法相比 , 用“三寶崇拜”思想來解釋數量如此眾多、跨越時代如此之久遠的藏經洞藏經恐怕更為適宜。

    從敦煌藏經洞出土的藏品類別看 , 與中原內地佛寺的“三寶藏”基本一致 , 故藏經洞的性質乃是供奉佛教“內藏”(入藏經律論等“內典”)和“外藏”(傳統典籍―――大千世界內各種不同文書 )之處所 , 並非佛經避難之所或處置廢棄佛經之所。此外，佛像、佛畫、藏經以及種種供養具等 , 都屬“三寶藏”。

              

                                                                  藏經洞內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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