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與香港




「五四運動」與香港


    今天是「五四運動」100年。這場波瀾壯闊的運動在北京以及中國各大城市造成了巨大沖擊,對中國現代史亦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力。在遠離北京的香港,「五四」又引起了怎樣的響?

    191954日,2000餘名北京學生高喊「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走上街頭,抗議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同意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並要求取消與日本訂立的「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學生的愛國熱情得到各界支持,迅速發展為全國性的反日運動。


                 


                                             「五四運動」學生遊行


香港群眾的響應

    北京爆發五四運動的消息傳至香港,香港群眾的「愛國心並不亞於內地同胞,他們面對港英政府的殖民統治,衝破重重阻力,作出了積極(劉蜀永《簡明香港史》)。而香港學界首先展開行動。香港學生王之方、楊師騫等208人聯名向北洋政府發出通電,對北京學生的愛國行為表示聲援。電文如下:“青島瀕危,同深哀憤。務懇急電陸專使,據理力爭萬勿簽字;並請廢除中日前後密約一洗奇恥。曹章賣國舉國華恨。北京學生迫於義憤致有本月四日之舉。乃報載將解散大學,並處被捕學生以死刑。如果施行,則人之愛國具有同心,誠恐前赴後繼,殺不勝殺。因懇蠲寢原議,迅予釋放。學生幸甚,大局幸甚。世隆生理,豈懾強權,國不淪夷,尚支士氣。臨電悲叮,淚血與俱。”(香港中國學生致政府電》,載於蔡曉舟、楊亮功編:《五四——第一本五四運動史料》,台北傳記文學出版,1982年出版。)

    與此同時,在香港各漢文私立學校任教的語文老師,紛紛向學生陳述國恥,有些老師以提倡國貨,抵制日貨作為作文的命題,以啟發學生的愛國之心。許多學校也採用具有提倡國貨、抵制日貨內容的《初等論說文範》作為教材。

    最激烈的是群起抵制日貨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量日本商人湧入香港經商。由於英日同盟的關係,使香港政府對日本商店和僑民特別加以保護。隨著五四運動的爆發,市民自發性地進行反日行動。

    當時居住灣仔的市民蜂擁至日本商店舉行示威,高呼抵制日貨的口號,並向商店櫥窗投擲石塊。市區內亦大發傳單,號召人們振興國貨,抵制日貨。部分學生將家中的日貨搬至中環擺花街及荷李活道鄰近中環警署的地方,當眾焚 。許多商會紛紛在會所集會,議決提倡國貨。使香港自1919年以來,市上土貨出現求過於供。

    而港英政府恐事態進一步擴大,立即採取緊急措施,在灣仔日人商店門口及近街道加緊巡邏,如在街上及公眾地方發現有張貼傳單和鬧事者,立即予以逮捕。而日本當局亦派出三艘巨型戰艦,停泊鯉魚門外,將炮口對準香港,以示恫嚇。日本駐港領事又要求香港教育司,禁止學校使用《初等論說文範》作為課本,港府派學官到各校檢查示禁。在種種的壓制情況下,全港的反日浪潮漸走向低潮。

            



對「五四運動」與香港的新研究

    過去幾十年來,香港的歷史教科書一致記述說香港亦掀起了大規模反日運動,甚至發生過三艘日本軍艦威嚇的事件。然而,學者陳學然博士的研究卻有新發現,他說:「當學生的街頭運動在內地如火如荼地發展時,香港社會幾乎與那種激進的氛圍絕緣。從政治層面看,香港在1919年的確發生過幾起零星的反日事件,其中最引人關注也不過的是陶英學校9名未成年學生舉著寫有「國貨」二字的雨傘上街的舉動,他們隨即被拘捕與審訊。在文化層面,「文學革命」並未能在當時的香港發生什麼作用,本地甚至反其道而行推動起舊文化運動。」

     陳博士指出,有三股勢力共同作用隔絕了「五四」思潮波及香港(當時是英國殖民地)

其一,反日問題處理不善最終可能演變成排外運動,這恰是英國殖民者所忌諱的。同時,英日結成的同盟依然生效,雙方約定共同對抗俄羅斯在遠東及中國的利益,一方有難時盟友需給予支持,這也決定了英殖民地政府不可能容許香港發生大規模反日運動,所謂「三艘日本軍艦抵港」乃是歷史誤讀。

其二,罷工、罷市不符合本地華人商界精英的利益,是以他們也不支持運動。

其三,流亡香港的清室遺民把當時中國種種社會變局視為亡國亡天下的思想文化危機,他們因此反過來更熱心地在香港一隅推動傳統文化的復興,如建立漢文中學、籌辦港大中文學院及孔聖堂及印行大量古書經籍,目的就是要與內地的社會人心有所區隔。在此社會氛圍中,香港青年一代對「五四」運動在文學革命、思想解放乃至社會改造、政治改造層面的內涵知之甚少。是以,以「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為旗幟的思想啟蒙或新文化運動,初時並未在香港引發多少回響,以致魯迅1927年來港講學時譏之為「英人的樂園」。

    香港畢竟是英國的殖民地,不像中國各城市一樣,可以浩浩盪盪地發動超級大型遊行,甚至暴動,香港初時只能「各有各做」。除了照喊口號「還我青島」、「廢除二十一條款」等,當然還有抵制日貨,如日本鏡、火柴及瓷器等,比較特別的是全港抵制海味,尤其是魷魚、鮑魚及乾瑤柱!原來當時(現在不知)海味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商品,而魷魚、鮑魚及乾瑤柱只外銷向中國。當時太古洋行說:「魷魚、鮑魚及乾瑤柱只向我國銷售,因此每年攫取我國金錢不少,從而制造武器侵略我國,若我國人齊心協力,則日本欲侵略我國亦無由得逞。」 在擺花街及中環警署附近,一些學生更將家裡的日貨搬出來當眾燒毀。

    英政府看到港人這種激烈行為後,大為緊張,立即命令全體警察一律不准放假,要在日本商鋪門前日夜站崗巡邏。日本方面更是大為憤怒,派出三艘新式巨型戰艦,在鯉魚門的海峽用炮口對準香港,氣氛立即升溫(陳博士認為這是一般人對歷史的誤讀,待考)。另一方面,日本向香港教育司施壓,禁止香港出版《初等論說文範》,指出這本書提倡國貨,宣揚反日情緒。事實上,日本是無權干擾香港內政,但教育司卻查辦漢文學校及有關書店。

    中國在1919628日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可說標誌着五四運動的成功。不過,香港的五四運動在1919年秋天才達至頂峰。皇仁書院有學生秘密組織了「愛國團」,以「振興土貨,排斥劣貨」為宗旨。愛國團要「過(賣國)公司而不入,對劣貨而不沽」。他們不准團友進入日本公司,違者罰款。即使是劣質土貨,他們仍堅持使用,真的不離不棄。後來,他們更發表宣言,號召眾人用土貨,不入賣國公司。這種心態贏得全港讚揚,廣東的《大同日報》更說:「在外人的主治下,(香港)猶能乃心祖國,力挽狂瀾,使國內之涼血物(賣國賊)聞之,能不愧死耶?」基於愛國團的號召,港大學生亦盡其力量,在西營盤及荷李活道設立「策群夜義學」,免費供應書籍紙筆,進行免費補習,教育貧苦兒童,培育他們的愛國心。

    香港的五四運動另一個重要的結果,就是促進工會成立。由於愛國團的成功,鼓舞了各階層的工人,令他們紛紛行動起來,組織工會。初時的工會,並非主要談判工作問題,而是進行一些愛國運動,甚至是籌錢建設中國,當中比較出名的有香港海員工會。就是這個工會,在3年後1922年展開了第一次工人大罷工,震驚中港。

    香港開始紀念和繼承「五四」精神的訴求,是在大批文人為避抗日戰爭而南下來港的1930年代中後期。南下的文人中有不少是兼涉政學的特殊人士,保持書生報國之理想,在港從事團結全民抗日救國的工作。他們在港表面上從事文藝,實質上是在做政治宣傳工作。所以,回顧1940年前後數年的『五四』紀念活動或文獻時,會發現出現在香港的紀念文章之論調與內地完全相同。它已演變為一個鼓舞青年團結抗日的精神圖騰,黨國最高層用來凝聚青年力量,以佔取政治利益。1939年,57日,香港多個青年團體共千餘人在政黨策動下舉辦了青年節慶祝活動。值得注意的是,當天禮堂內懸掛的是「黨國旗及總理遺像」;主辦紀念大會的李政耀更指出「我們要擁護最高領袖蔣委員長頒布的青年運動周,我們香港青年是中國青年的一部分,所以我們須要和全國青年團結起來……」

    隨後的1941年到1945年,由於日軍侵佔香港之故,本地的「五四」紀念幾乎絕跡,直至194654日才再次見到有報紙刊發相關紀念文章。而此時,國共內戰已全面爆發,兩黨均以「五四」倡導者和繼承者自居,將「五四」作為爭取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人心歸向的思想戰場,互相韃伐。作為上海與廣州之間的航海中途站,以及國共兩黨溝通海外或輻射華南軍政活動重要據點的香港,思想的交鋒更為頻繁。

    1949年後,香港繼續上演不同黨派、不同政見人士以「五四」為名的論戰,它與香港的關系也漸漸呈現出由遠及近、由國家到本地化的發展趨勢。最難得的是,1970年代,正當兩岸為政治強人管制下的知識界喪失「五四」批判精神時,其愛國、尊崇民族文化和反帝反專制的思想本質和精神傳統在香港終於結出了花果彼時,香港的青年學生群體舉辦了多場「五四」紀念活動,他們以「五四」為批判現實的概念工具,熱切關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國民身份、港人身份認同問題。

參考資料:

1.香港故事:《五四運動與香港》 (刊於經濟日報文化生活網 10/5/2013)

2.《五四運動與香港擦肩而過》2014-04-28來源:《香港商報》。
3. 劉蜀永《簡明香港史》,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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